“最后发生了什么？”
“哦，有人带她回家了。不是个长相难看的姑娘。对那一行的行话掌握娴熟。一定要坐下来喝一杯。”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我得离开。看见科恩了吗？”
“他跟弗朗西丝回家了。”布拉多克太太插话道。
“可怜的家伙，他看上去非常消沉。”布拉多克说。
“我敢说他就是这样。”布拉多克太太说。
“我得离开了，”我说，“晚安。”
我对吧台边的布蕾特道了晚安。那位伯爵在买香槟。“能跟我们喝一杯吗，先生？”他问道。
“不了，非常感谢。我得走了。”
“真的要走？”布蕾特问道。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我头疼得厉害。”
“明天见？”
“来我办公室吧。”
“恐怕不行。”
“呃，那在哪儿见你？”
“五点左右在哪儿都行。”
“那么就在对岸吧。”
“好的。五点钟我在克利翁。”
“别失约。”我说。
“别担心，”布蕾特说，“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，是吧？”
“迈克尔来信没？”
“今天有一封信。”
“晚安，先生。”伯爵说道。
我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，朝圣米歇尔大街走去，经过园亭咖啡馆的餐桌，仍然很拥挤，看向街对面的多姆咖啡馆，他家的咖啡桌摆到了人行道边上。有人从一个桌子旁向我挥手，我没有看清是谁，继续向前走。我想回家。蒙帕纳斯大道空无一人。拉维妮餐馆大门紧闭，丁香园咖啡馆外面的餐桌摞了起来。我经过弧光灯照射下的内伊雕像，雕像耸立在新添叶子的栗树丛中。基座上有一个枯萎的紫色花冠。我停下来，读了读题词：波拿巴主义者组织敬献。日期我忘了。雕像看上去很威武，内伊元帅蹬着长统靴，在七叶树绿油油的新叶中举剑示意。我的公寓就在街对面，沿圣米歇尔大街过去一点。
门房里亮着光，我敲了门，女看门人把我的邮件给我。我向她道了晚安，走上楼。有两封信和几份报纸。我在餐厅的煤气灯下看了一下。那两封信来自美国。一封是银行结单，显示我的账户结存2432.6美元。我拿出我的支票簿，减去月初以来提取的四张支票，发现我还结存1832.6美元。我把这个数字写在银行结单的后面。另一封信是一份结婚请柬。阿洛伊修斯·卡比先生和太太宣布他们的女儿凯瑟琳喜结良缘——我既不认识这个女孩，也不认识她要嫁的那个男人。这张请柬肯定发遍了全市。这是个有趣的名字。我肯定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叫阿洛伊修斯的人。这是个不错的天主教名字。请柬上印了个饰章，就像那位希腊公爵齐齐。还有那个伯爵。那个伯爵很有趣。布蕾特也有一个头衔。阿什利夫人。见鬼去吧，布蕾特。见鬼去吧，阿什利夫人。
我点亮床边的灯，关掉煤气灯，打开宽大的窗户。床离窗子很远，我打开窗户，在床边坐了下来，脱掉衣服。外面有一列夜班车，在有轨电车轨道上行驶，运送蔬菜去市场。它们的声音在晚上特别吵，让你没法入睡。我一边脱衣服，一边看着床边大衣橱镜子里的自己。这屋子的陈设是典型的法国风格。我觉得很实用。偏偏在那个地方受了伤，想来也很好笑。我穿上睡衣上了床。我把两份斗牛报拿了过来，取下封皮。一份是橙色的。另一份是黄色的。两份会有同样的新闻，不管我先读哪一份，另一份就没用了。《牛栏报》更好些，于是我开始读它。我把它从头读到尾，包括通信栏和斗牛节目单。我熄灯。也许我能睡着了。
我的大脑开始运转。旧伤隐隐作痛。嗯，这是极坏的受伤方式，在一个像意大利那样被当作笑柄的前线受伤并逃跑，真不光彩。在意大利的医院里，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团体。这在意大利语里有一个滑稽的名字。我不知道其他人，那些意大利人怎么样了。那是在意大利米兰的马焦雷医院，庞蒂病房。旁边那幢楼是宗道病房。有一尊庞蒂的雕像，也或者那是宗道。就是在那里上校联络官来看我。那很滑稽。那大概是最滑稽的事。我全身缠着绷带。不过他们应该把我的情况告诉过他了。然后他发表了精彩的演讲：“你，一个外国人，一个英国人（每个外国人都是英国人）付出了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”多么精彩的演讲！我真想把它装饰起来挂在办公室。他没有要逗趣。他在设身处地为我着想，我猜。“Chemalafortuna!Chemalafortuna!（多么不幸！多么不幸！）”
我以前没有真的意识到这一点。我尽量看淡这些，不给人们制造麻烦。要是他们把我送到英格兰，没有撞见布蕾特的话，我永远不会有麻烦。我猜她只想要她没有的东西，嗯，人们都是这样。见鬼去吧，这些人。天主教处理这些很在行。无论如何，这是很好的建议。别去想它了。哦，这是金玉良言。有时不妨试着接受。试着接受。
我醒着，胡思乱想。我无法控制自己，我想起布蕾特，其他念头都消失了。我想着布蕾特，思路不再凌乱，开始进入某种平缓的波段。然后一刹那间，我哭了起来，过了一会儿，好多了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沉重的电车在街上驶过并远去的声音，然后我睡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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