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夜晚，罗伯特走后，我坐在那不勒斯咖啡馆露台上的一张桌子旁，眼看天色渐暗，电子牌匾开始闪烁，红绿的交通灯往复，人来人往，马车从坚固的出租车旁嘚嘚驶过。妓女们出来寻觅晚餐，单人独往或成双结对。我注视着一个好看的女孩经过餐桌，走上街，直到看不见了，再去看另一个，发现第一个又走了回来。她再次经过时，我跟她四目相对，她走过来，在桌边坐下。侍者走上前来。
“嗨，你想喝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“佩诺茴香酒。”
“小姑娘喝不得这种酒。”
“你才是小姑娘。服务员，来一杯佩诺。”
“我也来杯佩诺茴香酒。”
“怎么啦？”她问道，“要乐和一下？”
“没错。你不想吗？”
“我说不好。在这个城市你永远说不好。”
“你不喜欢巴黎吗？”
“不喜欢。”
“你怎么不去别的地方？”
“没别的地方可去。”
“你不是很开心嘛。”
“开心，见鬼！”
佩诺茴香酒是绿色的人造苦艾酒。加入水后，变为乳状，尝起来像甘草糖，具有很好的提神作用，不过它同样可以把人撂倒。我们坐下来喝佩诺，女孩看上去郁郁寡欢。
“唉，”我说，“你要请我吃晚餐吗？”
她咧嘴而笑，我才明白为什么她老沉着脸不笑。她的嘴巴闭上时，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。我付了酒钱，我们走到街上去。我招呼一辆马车，车夫把车停在马路牙子上。我们在缓慢、平稳行驶的小型出租马车后面坐好，沿着歌剧院大街向前行驶，经过一家家已经关门的商店，商店的窗户还亮着，大街宽阔而闪亮，几乎不见人影。马车经过纽约先驱报分社，橱窗里摆满了时钟。
“这些钟是干什么用的？”她问。
“它们显示了美国各地的时间。”
“别哄骗我。”
我们沿着歌剧院大街拐入金字塔路，穿过里沃利街的车辆，又穿过一扇黑色的大门，进入杜伊勒里花园。她偎依着我，我用胳膊搂住她。她抬起头，等我亲她。她用一只手触摸我，我把她的手拿开。
“别介意。”
“怎么回事？你病了？”
“是的。”
“人人都有病，我也病了。”
我们从杜伊勒里花园出来驶到明亮的大街上，穿过塞纳河，来到圣佩雷斯街。
“如果你病了，你就不应该喝佩诺茴香酒。”
“你也不应该喝。”
“我喝不喝无所谓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无所谓。”
“你叫什么？”
“乔吉特。你叫什么？”
“雅各布。”
“这是个佛拉芒人[4]的名字。”
“美国人也有叫这个名字的。”
“你不是佛拉芒人？”
“不，我是美国人。”
“真好，我讨厌佛拉芒人。”
这时我们到饭店了。我让车夫停了下来。我们下了马车，乔吉特不喜欢这个地方的外表。“这家饭店不怎么样。”
“没错，”我说，“也许你更想去福伊约。你怎么不坐在马车上继续往前走呢？”
我带上她，是出于一种模糊的感伤的想法，认为有个人一起吃饭感觉会好一些。我很久没跟妓女一起用餐了，忘记了这会多么无聊。我们走进餐厅，经过账桌边的拉维妮夫人，进入一个小房间。吃了点东西后，乔吉特的情绪好了些。
“这地方不坏，”她说，“它不时髦，不过饭菜不错。”
“比你在列日省吃到的更好。”
“你指的是布鲁塞尔吧。”
我们又喝了一瓶酒，乔吉特开了个玩笑。她笑着露出她所有的坏牙，我们碰了杯。“你这人不坏，”她说，“真可惜你病了。我们很说得来。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“我在战争中受了伤。”我说。
“哦，肮脏的战争。”
我们本来可以继续说下去，讨论战争，达成一致说这实际上是场文明的灾难，也许最好能避免战争。我已经受够了。就在那时另一个房间有人叫道：“巴恩斯！我说，巴恩斯！雅各布·巴恩斯！”
“是一个朋友在叫我。”我解释道，走了出去。
原来是布拉多克跟一群人围在一个大桌子旁，有科恩，弗朗西丝·克莱因，布拉多克太太，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。
“你要来参加舞会，对吧？”布拉多克问道。
“什么舞会？”
“嗨，就是跳舞啊。你不知道我们恢复了舞会？”布拉多克太太插话道。
“你一定要来，杰克。我们都去。”弗朗西丝从桌子那一头说道。她个子高挑，脸上挂着笑。
“当然，他会去，”布拉多克说，“来跟我们一起喝咖啡吧，巴恩斯。”
“好的。”
“带上你的朋友。”布拉多克太太笑着说。她是加拿大人，有着加拿大人从容优雅的社交风度。
“谢谢，我们会去的。”我说着，回到了小房间。
“你的朋友们是些什么人？”乔吉特问道。
“作家、艺术家。”
“塞纳河这边有很多这种人。”
“太多了。”
“我也这么认为。不过，他们中有些人很能挣钱。”
“哦，是的。”
我们吃过饭，喝完酒，“来吧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去跟他们喝咖啡。”
乔吉特打开她的包，对着小镜子往脸上扑了点粉，用口红重新修饰了她的唇，正了正帽子。
“好了。”她说。
我们走进那间坐满了人的房间，布拉多克和围着桌子的另外几个人站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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